行政訴訟勝率極低，翁國彥是極少數專精行政訴訟的律師。桌上擺滿案件資料，他說：「10件我大概只贏1至2件，但我不願意去為違法的調查程序和結論背書。」

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委託台北大學製作的《檢視校園師對生暴力處理機制專案報告》，113學年度校園接獲投訴案件高達2,486件，啟動校事會議調查程序的案件數為1,941件。儘管該報告認為近8成案件「符合解聘辦法相關事由，故無法推論證明家長濫訴情形嚴重。」

但從報告中也可以發現，113學年度啟動調查的案件增加近8成，其中31.87％經調查後決議為不成立。也就是說，超過3成像謝思樺、戴源甫這樣最後被證明沒有問題的老師，無辜遭投訴。

一連出現的誤判、程序失當，在在使人質疑調查委員的專業性。照法規，學校組成調查小組必須從教育部提供的人才庫中選聘， 翁國彥批評：「目前人才庫中，近8成都是教師，具備法律專業者很少。校事會議cover的案件型別很多，每個案件的法條都不一樣，你要看這麼多種案件，要注意它的法令，若是當事人說謊怎麼辦？學生和老師說法矛盾怎麼辦？有太多要注意的地方。教育部只用3天去培訓調查委員，到底哪來的信心啊？」

更誇張的是居然出現「調查委員統包團隊」。立委陳培瑜受訪時指出：「之前有校長提供一個LINE截圖給我們，有人在推銷校事會議外聘專家團隊。」外聘調查委員出席調查會議每次可收2,500元，撰寫調查報告依字數計算，每千字1,100元至1,600元；若為內容繁雜的特別稿件，最高可達每千字3,000元。一樁校事會議或性平案動輒要開4、5次訪談，加上數萬字的報告撰稿費，校外委員還有交通費可以申請。如果調查的目的是賺錢，難怪會有那麼多品質粗糙的誤判。

走過濫訴風暴，心很受傷唯盼以經驗鼓舞同病相憐的老師

那些走過濫訴風暴的人，他們後來還好嗎？

許慈恬在協助戴源甫打贏訴訟後，為了更瞭解整個性平調查的程序，積極參與培訓，取得性平調查委員的資格，「取得資格之後，我參與了百場以上的性平調查，透過討論，大家對校園性騷擾的認定會更嚴謹。」

翁國彥則說，教育部在最近公聽會中強調今年1月修法後，投訴進入校事會議調查的比率從82％降至22％，「我同意這個修法方向。但是，我的事務所前幾天又來一個老師，他只是請學生把小考考卷帶回家，家長看過、簽名後繳回。家長認為老師沒有讓孩子保留考卷，無法好好準備後面的考試，直接打1999投訴。」講著講著，他一臉苦笑。

至於戴源甫，勝訴後，他接訊息接到手軟，「很多同病相憐的老師來請教我，雖然我很希望幫助每個人，但一再處理這些事情，一再陷入當時情境當中，每次看到這些訊息，我都好不舒服…，我已經無法再承受這些負能量了。」

對謝思樺來說，濫訴體制像一個失控的巨輪從她身上碾過，雖然驚險地殘活下來後還有傷，她還是勇敢站出來，「我其實很怕媒體，因為那個濫訴家長一開始就說要把我弄到媒體上。但也因為這樣子，我才決定要具名，因為更可以讓大眾明白濫訴對教育現場的傷害，也許可以幫助更多老師很快找到我，我可以以勝訴率極低的行政救濟鼓舞他們。」

採訪這天，台南大雨，窗外的雨滂沱地下著。拍照時，忽然短暫雨歇。沒人知道這場雨是不是已經結束，但至少那一刻，還有一點光落了下來。

儘管經歷過濫訴風暴，謝思樺仔細保留學生回饋的隻字片語，心中一直存在單純美好的師生互動。

我翻著謝思樺帶來給我們參考的資料，她沒帶厚厚的訴願決定書，而是帶來學生溫暖回饋的隻字片語。我想：這一定是她教書20年來，最想珍藏的每個閃閃發亮的片刻吧。